我的父亲兄弟姊妹四人，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祖籍新沂县高流镇。民国初，在那动乱的年代，爷爷带着全家卷起铺盖推着一辆破旧的独轮车逃荒跑反南下来到今淮安区河下镇落了户。爷爷排行老三，为养家糊口，干些脚力活儿。爷爷认为学个手艺在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日后有个活路，再谋发展。为了不使儿女受罪，爷爷将父亲送去人家做学徒学裱画。三十来岁时，父亲娶了我母亲，后生下我们兄妹七个，六男一女。再后来家境好了，来淮阴清江浦发展，开了店铺，置了房产，将我们一个个哺育成人，并送学堂念书。
  1931年，父亲带着母亲由淮安河下镇来到清江浦开设“吴盛斋”对子店。批量制作木板印刷八团花对联、三堂中堂画幅条山等，地址为十里长街西长街宜楼巷东隔壁。（水门桥向东80米左右，即今天的仁爱医院前身）（十里长街前的东西大道今称呼为漕运路，五十年代称河堆）由于生意好，业务红火，家里雇用了两名伙计。儿时的我称他们一位叫孙二爷，另一位是他的哑巴哥哥。
　　裱糊工艺正常情况下晴天做得多。裱板上的画要见太阳晒半个小时左右，然后用篾刀取下码叠整齐，直尺打线用马蹄刀裁去毛边，才能装裱。画面多为“西厢记”、“哪吒闹海”、六十年代末期样板戏剧照之类的。装裱后挂上墙欣赏，那真可用“蓬荜生辉”来形容最为不过。满屋子弥漫着油墨香，沁人肺腑。那栩栩如生的画面、各种各样的人物造型、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常来串门的邻居都看个不停，啧啧称道。那个时候我家是门庭若市，来看货的人当中有近处的，也有远处的，人们口口相传。
　　由于要货量大，每到冬天的季节，我的四舅也常过来帮忙，一来我们家常住上十天半月的，裱出来的中堂画、条幅对子产品批发到泗阳众兴镇、淮安徐溜及周边乡镇。日常家里客户不断，上门要货住客栈等货。过年时候，腊月二十四家家有扫尘习俗，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挂中堂贴门对子；平时城里人家嫁女、娶媳妇什么的都来我家挑几幅如意的中堂画、条山屏回去把家里布置一番，添添喜气。由于我家中堂立轴、条山屏画又都是大众化的产品。因此很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家庭作坊业务量的不断做大做强，资金有了积累。我们家购置了房产，后推倒重建，前面是沿街店面，后面是二进院落。父母亲吃辛受苦，勤俭持家的精神给我们儿女树立了榜样。
　　儿时的我清楚记得，家里当时生活条件挺好的。亲戚来往不断，经济上经常接济他们，还有店面租给街道制线小组搞生产，（制线小组后改为制线厂）做出来的棉线多是黑白棉线，过屋住着淮安汽车运输公司的两户驾驶员。一户是蒋大爷夫妇，另一户是夏伯伯。后院住着一户三舅舅老两口（客称）做小生意，卖瓜子花生。他们经常给我瓜子吃，我都记得。淮安刚解放时，做裱糊这门手艺也就一两家，淮阴城只有几家私营印刷店堂。除淮海印刷厂初建于民国29年，整个淮阴地区，像淮阴、宿迁、沭阳、淮安等地方都有私营的印刷店所，如宿迁的“会文斋”、沭阳黄姓的“厚华印刷店”等。由于业务上的关系，我父亲和宿迁、沭阳这几家店多有往来。远近的客户、周围的街坊邻居到我家进货时，有的资金欠缺一点，都请我父亲帮帮忙，我父亲都满口应允。所以我父亲人脉关系很好，口碑也不错。父亲常对我们讲，人都有一时的困难，帮人一点忙，日后会有好的回报。浅浅数语对于我们做儿女的长大成人都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
　　由于父亲退休以后，从单位只领到一点点的生活退休金，全家经济没了来源。我几位大哥哥已成家立业分开单过，父母亲还要带着我们小弟兄俩生活，从红旗制盒厂领纸盒回家糊，苦加班费。一个星期下来，也能苦四五元钱。加工的纸盒多为大众牙刷厂、清江制药厂包装用，糊好的纸盒直接送到用户厂里边。那段时光至今回想起来，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使我倍感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在生活方面，父亲是省衣节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候去爱群笔店上班，没有代步交通工具，全是步行去，中饭都是我送去。到了店里的时候，看到父亲还在忙碌，午饭随便扒拉几下了事，稍事休息又去工作了。我走时，父亲都会给我几个零钱，上街买冰棒吃，看小人书，玩到很晚才回家。由于我体质弱，小时候经常生病，小学四年级时候得了胸膜炎，住院一段时间，后来又留级，以致于我小学上了7年。父亲忙于上班，还要去医院照顾我。大热天的跑来跑去多不容易。想到这些，生前没有对他老人家尽一点孝，我心里不好受，愧对老父亲。
　　在家庭教育子女方面，父亲告诫我们要好好念书、学文化，不要做睁眼瞎子，所以我们兄妹7个，其中四个高中文化、两个初中文化、一个高小文化。而我们的后代，文化层次大不一样，我的侄儿、侄女、侄孙、侄孙女均大学以上文化水平，他们都参加工作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各自的聪明才智。
　　父亲一生性格开朗，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却写的一手好毛笔字，经常为邻里写上一两副门对子，有求必应。那个时候我们家贴的门联是“光荣门第春常在，劳动人家庆有余”，就是我父亲亲手写的。那遒劲有力的大字——行书，至今我都铭记在心。现在我退休在家也报名参加市老年大学书法班，一来给自己文化知识充充电，二嘛陶冶情操，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乐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家有许多的古画、中堂、立轴、古书善本及一部分瓷器被查抄，条几上面的一对帽筒，我清楚记得为清朝道光年制款，后不知去向。为此，父亲精神一度振作不起，人看上去憔悴了许多，后来慢慢地调整过来了，人也精神了很多。
　　我们家是个小业主，解放初期以手工业裱糊为生，为人们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父亲是个不追名逐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合作社成立的当初，将家里的生产资料全部入社了，后来也没有找回几件。母亲经常数落他，老两口没少拌嘴。由于裱糊这门手艺工序多，均是手工操作，且整天站立，晚年的父亲腿上又得了一种病，年疮腿，不见好。每天用盐水洗洗疮面，简单用些消炎药，再用牛皮纸包裹起来。母亲大人的双腿静脉曲张，静脉肿胀得像几条大蚯蚓附在小腿上。每每想到这些，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时间已过去了多年，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鼓舞着我们，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58年，大跃进火红的年代，那个时候，国家有政策，所有个体工商户合作入股。公私合营成立合作社，我父亲带头入了股，我们家的金丝楠木八团花烫金印板、裱板、马蹄刀、直尺及其它一些生产资料均入股裱糊社。父亲还被选为店里的负责人，店址为今天的西大街爱群笔店（邮电宾馆东隔壁，院落里有一口吃水用的百年老井）。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裱糊社生产时断时续，时间一长，有些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毁掉不见了。那时人们追求的精神世界是又红又专。父亲年事已高，已是68岁的老人，退休回家养老，拿13元的养老金。没有多久，裱糊社并入了红旗制盒厂。再后来许多生产资料的东西也就找不着了。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的生活很困难，大哥接手偷偷干起了这一行裱糊手艺。那时干地下包工是不允许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被割掉的。大哥一家勤恳劳作，巩固发展新老客户，生活上逐步好起来了，七十年代还建起新房，做出来的东西普遍受到大家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