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严红英，今年60岁，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学，是一个文盲。可是她偏说自己不是文盲，因为她曾经上过两次扫盲班。
  母亲第一次上扫盲班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她二十岁左右，还没出嫁，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弟妹5人。母亲告诉我，那时候是工作队蹲点到村里，在村支部打扫出两间房子，用石灰粉掺水把墙壁涂抹一番，找十几条破旧不堪、高矮不齐的长凳，再从村里的小学弄来一块黑板挂在墙上，就算是一个简易的教室了。
  母亲说，第一次坐在教室里，身边都是熟悉的姐妹，大家都很兴奋，不停地讲话，让上课的老师不知所措。第一次读生字的时候，大家都憋红了脸，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开不了口。我问她为什么开不了口，她说，主要是怕读错遭人笑话。母亲说，第一次拿铅笔，手抖得厉害，写字时太用力，总是把铅笔头折断，横和竖，怎么写，都不直，弯弯曲曲，难看死了。第一次参加扫盲班学习，虽然学习的内容早已忘记，但留给母亲的是难忘的青春回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事，经历一次就够了。
  母亲第二次上扫盲班，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初，那时我已经八九岁了。记忆里，应该是秋天，晚饭后，村长挨家挨户通知文盲的妇女，集中到当时小学校长家里上课。印象中，村长在晚饭前就已经用有线喇叭通知了一遍，把参加扫盲班的妇女的名字逐一读了一遍。到了那里，在校长的堂屋里，东倒西歪坐着一群妇女，叽叽喳喳，有带小孩的，有织毛衣的，有纳鞋底的，各色人等都有。大家都抱怨，白天干农活太累，晚上都想早点休息，哪有精力来学习？村长咳嗽一声，说，大家都不要吵了，这是上面的硬任务，最多十天就结束了，累不死你们。大家也就安静下来，阴阳怪气跟着校长读生字，我听着她们的读音总觉得怪怪的，原来总是一个声调，读着读着，就有人扑哧一声笑出来。
  那样的夜晚，我总是和小伙伴们在校长家的院子里玩躲猫猫游戏，淡紫色的葡萄架下、深褐色的石榴树上，光滑的石磨边，都曾留下我们快乐而不知疲倦的身影，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母亲搀着我的小手回家，走在皎洁的月光下，母亲嘴里还情不自禁念叨刚刚课堂上学过的词语，大桥，大桥，铁锤，铁锤……